用左宁的手机打过去，他倒是接了，然而一听是我的声音便立刻挂断。我心寒得不行，知道他已与我划清界限，避我不及，生怕被感染。

我又呆坐了一阵，理不清的思绪让我变得烦躁不安，正打算去阳台抽根烟静一静，谁知林寒川的电话竟呼了进来。

“赶紧跑，往西跑，找个地方先躲一阵，避避风头。”他的声音很低但很急促，“我不方便多说，就跟你交待一句，这次是真的要搞你了。”

54、最后一枪

第一次见到袁城的时候，我才十七岁，正读高中。

那年的北京城发生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这件事甚至轰动了全世界，很多年轻人将自己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挂靠在了一起，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跨出了毅然决然的一步。我尤其记得那时刚离开师范没多久的班主任擅自做主停了课，以表对北方运动的声援。但社会事件的爆发远不及停课带来的兴奋更能激动人心，我们虽然在校园里组织起一个n大附属高中学生自治联合会，讨论并传播来自第一线的消息——但其实还是玩乐，成群，占据教室的几个边角，打牌，吹牛逼。

说来要感谢北边那帮前辈，阵地战转为拉锯战，顺带着我们的期末考试也延期了。我们每天快活得像秋天麦田里的麻雀，叽叽喳喳四处乱撞，享受无所事事的快乐，当然，偶尔也会弄出一张仿佛能和国家命运挂钩的愤青脸来。

但这等好事并非旷日持久，只不到几周，形势就来了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弯：课堂恢复了，我们几个所谓学自联的头头也被各自找去谈话，求得父母来校做担保，那做人的尊严仿佛也才随着教学工作一起恢复了。又过了一阵子，我便品出些不对劲的味道来：不但桃花之事彻底与我绝缘，甚至连一处撒尿的兄弟，见我也要绕道了。

这事对我的心里或许造成了一辈子的阴影，只因我从此一生畏出头，恨离群。

然而就在我苦闷不得解的同时，家里却多了个神秘的客人，我爸将已经离家去了武汉的贾君房间收拾出来，于是那人就住与我隔壁。这人皮相好，善交谈，一眼看去就是个学问人，常常一件军绿色的短袖t，套条那时最流行的牛仔裤。他跟我爸很投缘，却不屑与我交流，他们常在饭桌上聊些社会形势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我虽无法消化，但渐渐也悟出些什么：这人是把我家当避难所，逃难来的。

对于这件事我母亲坚决反对，因此没少和我父亲争吵，态度强硬，言辞激烈，甚至闹到分居，收拾了细软回娘家一住就是大半年。于是我更加肯定，这人是颗定时炸弹。

这人终归在我家住了半年，临走时颇显意外地送了我一本书——其实那算不得书，这是言论集子，作者叫方什么之，我现在已经忘了——他跨出我家大门时突然转了身，右手手腕抵着门框，给了我一个柔和且文雅的笑，他对我说，要守住这个社会最后的底线，未来就靠你们了。夕阳在他身上镶出一圈金边，闪着炫目而极致的光，他的脸便隐在这光线带来的盲区里，除了那近乎璀璨的笑容，那个笑是如此的震撼，如此能打动人心，以至于影响了我对于人生的选择：我布了他的后尘，选了他选过的专业，念了他年过的学校，踏了他曾经踏过的每只足印。

很多年以后，我拜入此人门下，习得不少灰色技巧，也寻到这一行最为显贵的套路，当年的话我们绝口不提，只师徒二人并肩齐驱，共同挑战着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

这人便是我的老师，律所的主任律师，国内行政诉讼第一人，袁城。

我想逃亡大概不适合我，因为我受不了风吹草动一发全身的亡命生涯，可转念一想，只有保全了自由，才能得个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于是便又满脑子的都是逃了。

但即便要逃，也是我一个人的事。

车没敢走高速，取而代之地行驶在国道上，左宁握着方向盘，而我则不停地劝他回头。我说到这边就差不多了，你没必要把自己跟我绑一起，一个人还有活路，两个人必死无疑。

他不说话，油门越轰越大。

我叹了口气，终于放弃去说服他，伸手按下电台，懒懒地靠在椅背上，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在逃亡，而是在享受一次旅行，电台里我的校友老愤青徐达正在歌唱：“死亡和我的梦想曾经如此的接近/三十三年的挣脱脱不了/如何是好……”

这垂死的调子在我耳中竟成了警世洪钟一般：三十三年的挣脱脱不了，如何是好？

是啊，如何是好？

上上个礼拜，我刚过完三十三周岁生日，回首这三十三年，与其说我在追逐什么，不如说是在逃脱什么，每次我都以为自己成功了，但每次又会堕回这无尽的深渊。

我对左宁说：开快些，我们殉情吧。

他竟点头：好。

我笑了笑，说别当真，我还不想死，这到哪儿了？

他说：快到天长了。

我说你就把我在那儿放下吧。

他没说话。

我又劝：你爸就你这么个儿子，别伤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