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也不像是一位健康人，明明身形这样消瘦，脸上却有些浮肿，脸色又分明有些病态的蜡黄。她从未想过再见他时会是这样一副情景，心惊之余，想起廖耀湘说他不久前才做了肾脏摘除手术，且并没有完全康复，就因为心系东北战局而匆忙出院，不由得猛然一阵鼻酸。

她想她之所以能至今坚持做一个医生，一大半要归因于是个心软的人的缘故。尽管已经多年没有见过面，也从无上下级以外的关系可言，但她看见他的模样，心里就十分地不好受，又想到他现在这样或许正是因为在野人山落下了病根，顿时更觉得羞愧万分，无地自容。

一时间，她也不知是该上前还是该告退的好，眼睛无措地左右望了两望，只见那位陈副官站在门旁，向她投来了个抱歉的眼神，大概这回实在帮不上什么忙了。沙盘对面的这位长官此时略微抬起了头，目光先是望向一旁的郑洞国：“桂庭，来了。”

他大概一宿没有合眼了，和孙立人吵过了一整个清早，说话声音哑得让人辨识不清。郑洞国走上前去，搀扶住他的一边手臂，无奈道：“才说过踏实静养的，一回来东北就吵成这样。”

他摇摇头，没有说话，眼睛又向她看过来。

阮静秋赶忙立正，拿出自己最好的仪态向他敬了个礼：“长官，静秋来向您报到。”

他微微点头，又忽然蹙眉，用手掌压住自己的左边腰侧。她还在原地傻站着，他只好抬手指向一旁的办公桌。她这才醒过神来，连忙先放下手里的东西，拿起桌上的药瓶和水杯递给他。

职业习惯使然，她在此期间快速地瞟了一眼药瓶上的标签，好在外语没有落下，读得懂是一种常见的止痛药。而且，这药瓶看起来还很新，瓶子里的药片却已经快要见底了。杯子里的水自然也早就凉透了，她原本想换一杯热水，但左看右看也没看到暖壶在哪里，只好硬着头皮把药瓶和水杯递给他。他吞了两片药，见她还在原地站着，又蹙眉看向她。

她当然一句话也说不出，还是郑洞国适时地替她发声，说道：“小阮医生等着给你量体温和血压，在外头站了快一早上了。”

杜聿明面露不快：“有什么好量的？”

郑洞国接着又说：“毕竟出院没多久，就算是为了往后战事着想，稳妥起见也应当量一量。”

他默了片刻，似乎妥协，先是解开军装外套及衬衫上面三颗衣扣，又把右臂的衣袖卷了两卷。阮静秋如蒙大赦，赶忙把体温计递给他，又把血压计在他手臂上裹好。他刚发过一大通脾气，这时的血压数字实在好看不到哪里去，而她忧心着他身上其他的病症，但也不好在这里就开口问询。有她这个闲杂人等在场，他们俩不便讨论军务，也无法详谈方才和孙立人争执的内容，便互相说了几句日常关怀的话。郑洞国一再地劝说杜聿明安心静养，阮静秋自觉不好插嘴，但感觉一颗心仍然沉甸甸的，像是要把她整个人都拖得坠下去了。

三分钟后，她从他手里接过体温计，果然比正常温度略高了一点点，是一个可以算作低烧，也可以被他这样的人理直气壮地忽略不计的数字。出于作为医生的职业操守，她明知说了也是白搭，但还是向他如实说道：“长官，您有点发热，还是要适当休息的好。”

杜聿明略微点头，表明自己听见了，又极快地侧过身，掩着嘴咳嗽了几声。阮静秋感觉自己又开始从内而外地整个人泛酸苦，本来下意识地想去搀他，想起手上捧着的血压计，又只能悻悻然地作罢。杜聿明对此无知无觉，只对她说道：“你先出去吧。”

阮静秋回到医务室，请示过张主任后调出杜聿明的病历，和廖耀湘先前所说的一样，司令部里的这份病历几乎是白纸一张，除却几行十分敷衍的查体状况，没有任何具体病情症状的记载。她托腮沉思，脑袋里汇总过往曾学过的相关知识以及前些年在印度兰姆伽基地所受的医疗培训，认为肾结核通常不会单独凭空出现，反倒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肺结核迟迟未愈，结核病菌随血液播散，于是肾脏也出现感染。手术或许暂且能解决一部分肾脏的病变，可术后单靠止痛药扛着却是不行的，把抗结核药物用上，同时非得卧床休息上一阵子，才有完全康复的可能。

在她来的那个时代，结核病已是一种罕见的病症，至少她学医、从医十余年来还从没有遇见过。可时光倒转仅数十年，这种传染病却如此普遍和难以防范，且由于缺少抗生素的缘故，每一刻都在有人因此而失去生命。她对着病历发愁，又一一比对现有的库存药物，遗憾自己不能在有限的条件里作出一些制药领域的发明，好彻底根除了这件困扰许多人的病症。快到晌午头的时候，陈副官过来找她，一见面便很诚恳地道抱歉，说他早上进作战室去，本来是想帮忙问话的，可屋里那副剑拔弩张的态势叫他开不了口，也不敢就此推门出屋，只好尴尬地被困在了那里。

阮静秋也和他客套，说：“都是为长官办事，哪有什么抱不抱歉的呢。”又顺带问他，杜长官平时都吃哪些药、有没有其他症状之类。他果然报出方才那个止痛药的名字，又说了一两种抗结核药，但继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