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那个叫贺兰鹃的女辅导员。

她喋喋不休训话的时候，往往是在解读革命委员会印下的文件，她鲜红的薄薄的嘴唇总让我想起都铎王朝的玫瑰花。

她的唇吻处还有一小颗黑痣，不仔细看很难发现。

我总是盯着她看，因此总显得兴致昂扬，仿佛胸中有十二分的革命热情。她今天没有戴茶色玻璃片的眼镜，我突然发现，她眼角也有一颗痣。

学校不上课，竟也不是一件怪事。我望着一本红色封皮的毛泽东语录发愣，一刻钟过去了，我才背出了一句话“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距离贺兰鹃规定的两天之内背完还差得远。

贺兰鹃，她短短的齐耳的碎发，让我说她不妨再剪得短一些。法国光复后，当初与纳粹官兵交际的女孩儿们全都被剃去了秀发，坐下时她们还是面容沉静的少女，起身时却成为了风韵动人的妇人，泛青的头皮无损她们的美丽，甚至带来了淫秽的暗示。我向来认为淫秽是个好词，可以用来形容能引起人欲望的美好事物，再适合不过。可偏偏它要与下流联系在一起，这其中分明有本质的区别

一想起她就没完没了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无情我们的敌人，不如说是你们的敌人，敌人这个词汇照理只应存在于战争年代。

敌人意味着打倒、粉碎、践踏，然而生活中竟有这么多可以被打倒的东西。

昨天他们在操场批斗曾校长，其实战争的号角是早就吹响了的——砖头围墙上满是粘贴着的大字报——关于我校校长曾某的反动言论、曾亭延成分考仿佛曾校长成了一种新式西药

我没有去看，听同宿舍的女学生说，似乎是被打断了腿。尽管隐约有这么个条例说只能文斗不能武斗我想曾校长大概有五十岁了。

几天前卫宁和我说，他们在学校里找到一个绝好的施暴对象。伯父曾是国民党军官，在蒋介石撤退前病死了，母亲是个知识分子，出身地主家庭不必多说，黑五类中的典型代表，现在有个词叫“抓典型”，谁抓谁倒霉，他好巧不巧撞在枪口上。

我问卫宁他是谁。

卫宁犹豫了一下，对我说，“你应该知道的是郁云深。”

我当然知道他。我认为我们学校有不少人注意过他。

当一个挺拔沉静的男学生在你面前走过，他像瓷器一样白，这种白跟接近于骨瓷的颜色，五官仿佛用浓墨勾勒。他的周围全是些暗黄皮肤，扫帚眉毛，油腻而糟蹋的男孩子时你很难不注意他。

“他现在怎样？”

“不太好。”

我与卫宁一阵无言。

我有时觉得活着很没有意思，不单只是因为两天之内要把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言论倒背如流，也不只是每天饭前都要像基督徒祷告一样把小红本朗读一遍总之，这种革命的游戏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他们沉醉于践踏别人服从领袖的快感无法自拔。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守卫毛主席。

广播里深情并茂地说道，“革命的小将们，党和国家正需要你们”

这时邻居家流着清水鼻涕的七岁小男孩也会兴奋地扬尘舞蹈，他们家的小黄狗围着他摇尾巴打转儿此段灵感源自王小波杂文

我很有可能生活在乌托邦，很幸运，这是无产阶级的莫尔爵士。51年我出生，58年搞起了大跃进。报纸上说农民种的南瓜有卫星那么大，母猪肥得就像大象，可我的碗里只有一点照得见人影的稀粥和几撮咸菜。

我妈拿着粮票换来的大米，好似一袋混装什锦坚果，里面除了没有脱糠完全的米，还有碎石子、黄沙、米虫、鸟屎

然后是三年饥荒，饿死了很多人。主席让人民生的都白生了，小孩子饿得就像瘟鸡一样虚弱。

生得多就能到北京见毛主席，戴一朵大红花，得一个“光荣妈妈”的称号，回到家乡，加油干，继续生，一个小娃娃就是一个未来的革命战士因此，每次听别人谈及“光荣”二字，我都能联想到被生育搞得变了形的猪圈里的母猪

贺兰鹃就很不一样，她的身材匀称，两腿修长笔挺。她的胸｀脯仿佛也蕴涵一种蓬勃的生气，没有被哺乳弄得松弛的女人，哪里都赏心悦目。

我想她应该没有交往的对象，她对两性抵制得很。她看到女同学和男同学眉来眼去就要叫人出去训话。当然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古板的中年妇女也会如此

贺兰鹃果然叫我出去了。她每天都让我们写一篇思想检讨交给她。

我昨天看到一条河，还算干净，岸边有些低矮的芦苇丛，我突然就有了溺死在河里的冲动，在水底下或许能看见水草黑色的，如同鬼魅般的幻影，随着河的呼吸，它们柔软地拂动但我立马又想到另一件事，我还没有同贺兰鹃干点什么，或者干完再死，我会死而无憾的。

于是，色胆包天的我在昨晚的那份检讨中写到，“我要检讨，因为我爱上了我的女辅导员。她的名字是贺兰鹃。”

“我看到了你的检讨，”贺兰鹃的嘴唇还是那样的鲜红，“你是什么意思？”